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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晋商之都”
太原宣传网 2016-12-21 16:59  来源:黄河新闻网

艾斐先生撰写的《论“晋商之都”》一文,从“商与晋商”、“晋商与太原”、“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历史定位”、“‘晋商之都’所秉具的优异资质与文化根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真知灼见,引人入胜。

一、商与晋商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智慧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一种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商,作为一个民族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藉以实现生存与发展的技能和手段,那是早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商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则是在汉、唐以后才逐渐趋于发达和完善的。特别是从明朝开始,中国之商已经是明显地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了。由此而引发,以商品经济作为时代视窗的现代文明便也开始从具有厚重历史沧桑感的中国大地上绽露出了第一缕耀眼的曙光。“晋商”,就是在这一历史潮流和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商业劲旅。它的形成和壮大,无疑是在中国社会走向繁荣和进步的大跨越中所奏出的华彩乐章,不仅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增强国力和改善民生点燃了薪火,而且也为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注入了活力,并由此而在中国商贸与金融史册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为什么要对晋商作这样的定位和评价呢?乃是因为晋商的出现,确实是世界商贸与金融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即使是把晋商放在世界视阈中来认识,放在历史的纵向发展中来比较,它也仍旧是足以让人为之震撼和敬畏的。晋商的业绩,晋商的精神,晋商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力,晋商的经营方略和创新能力,晋商的开拓勇气和博大襟怀,晋商的先进理念和诚信品格,晋商的艰苦奋斗和自强自励,以及晋商的人才观、社会观、文化观、政治观、价值观、财富观及其经营的规模之庞大与坚持的时间之长久等,都是世界商业史上所极为罕见的,或可认为它就是绝无仅有。

商业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形式之一。商的本质,就是易物,就是买卖,就是为了实现各取所需和各赢所利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性的物与物或物与帑的交流与交换。人类社会的这种商业活动,早在中国的夏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各自部落的产品渐渐有了盈余。为了酌盈补缺,平衡社会对物质的需求,势必要进行相互交换。于是,原始的商业活动便由此而产生了,正像《诗经》中所形象化描述的那样:“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在商朝的盘庚、武丁时代,物品交换进一步得到发展,并开始产生了为用于物品交换而制造的人类社会最早的货币,即海贝或铜贝。货币的产生,是人类商业行为的一次大提升,不仅物品交换更方便了、频繁了,而且还促进了大商人的出现,像春秋时期的大商人范蠡和猗顿,战国时期的大商人白圭和郭纵,三国时期在辽东经商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太原人王烈等等,就都是历史上首开一代商风的豪门巨贾。但所有这些,若要与较他们晚千余年出现的“晋商”比起来,那可真是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晋商不仅是一个在商场上驰骋五百四十余年的庞大商业群体,而且在商贸和金融方面都创下了诸多极具挑战性、探索性和开创性的业绩;他们不仅以自身的艰苦创业和顽强拼搏赢得了广阔的市场、积累了充沛的财富,而且还极为自觉地运用这些钱财弥补国库的空虚、扶救困厄的人群;不仅具有开放的气度和创新的精神,而且秉赋灵动的思维与坚韧的毅力;不仅认真地做到了以诚信为本和以节俭为荣,而且深刻地领悟了经商的道义与处世的哲理。正因为如此,才铸成了晋商所独有的宏伟业绩与卓拔姿采,并以“晋商文化”、“晋商理念”、“晋商风范”的形式炳辉于史册、流传于后世,以至成为商业与金融发展里程中的事业奇葩和精神瑰宝,永久地对后世发挥着启迪、昭示和可资借鉴与效法的积极作用。

晋商,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虽然已成为往日的辉煌,但它的精神和经验却必定和必然具有着永恒的价值与魅力,并必将和必定能够孕育出新的商业奇迹,正如清代诗人龚自珍所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二、晋商与太原

由于晋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殊的地域环境中形成的,所以它只能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把晋商理解为泛指出现在山西的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的所有商人,当然就更不能把晋商理解为只是具指春秋战国时期萌生于晋和三晋大地上的商人了。实际上,“晋商”这一概念的形成和这一称谓的产生,只是源于和基于对明清时期所产生并活跃于山西大地上的庞大商贸与金融集群及其诚信有方和经营有道的商业金融活动而言的。这也就是说,所谓“晋商”,只是具指明清时期出现在山西的商人及其所形成的商帮群体、商营财富和商业理念与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的统治是从公元1368年到公元1644年的;清朝的统治是从公元1644年到公元1911年的。这两个朝代的有效在位时间共计为544年。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两个寿数比较长的朝代了。在明朝的后期和清朝的前期,刚好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的高潮时期,晋商在这个历史时空中出现,乃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的,这也就同时赋予了晋商以鲜明的新潮意识与变革意义。从现象上看,晋商只是一种商业活动和商人集群,但在本质上它却是对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精神感应与政治策鼓,强烈地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和社会变革的大趋势。长篇小说创作是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化形式,而在明清时期所产生的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中,就有不少都是写商业活动或以商业作为生活背景的。像《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就是一个大商人的形象。《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就没有一个不与商业经营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特别是贾家,更先后做过管理盐务和管理织造的官。在文艺作品中写商人和商业活动的现象,以前是没有的,但明清时期为什么就有了呢?无非是艺术源于生活嘛!因为商人和商业活动在当时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了。这说明,晋商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根源的。晋商形成和发展的本身,就是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鲜明表征,它不仅代表了先进的经营方式和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也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思想意识和先进的社会趋向,其在本质上是一种革新,是一种动力,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意识和旧的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应和和对社会变革的促动。

这才是晋商所特禀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也是山西人对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历史性重大贡献,只不过其在实现过程中是以商业的形式和商人的形象出现罢了。

对于晋商,我们必须从这个历史的高度去认识,也只有从这个历史高度认识和评价晋商,才能真正发掘和发现晋商本身所赋有的重大意义及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否则,如果只是从“生意人”和“做买卖”的层次上看待和评析晋商,那就必定会在客观上形成对晋商的庸化和矮化,同时也就永远不会真正弄清楚晋商形成与崛起的历史原因,不会真正发掘出和认识到晋商所代表的历史趋势与时代向度,当然也就更不会真正勘察出和体悟到晋商所具有的革新本质与时代精神了。

只有在从更高的层次上全面认识了晋商的价值和意义之后,我们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厘出晋商与太原的多层次交互与多元化渗濡的亲密关系。

中国的行省制度,是从元代开始实行的。自实行行省制度以来,太原就是山西的省会所在地。特别是自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朱元璋明确置山西为行中书省,治太原路,又于次年十二月置太原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之后又改都卫为山西都指挥使司,继而又将山西都指挥使司改为承宣布政使司。这说明,在明清两代,山西行中书省最高机构及其署址,就均设于太原。这样一来,太原就不仅仅只是太原府了,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位居山西政制中枢,主导山西政务中馈,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物流的中心,同时也是山西人才和资本的荟萃与集聚之地,对全省负有辖治和管理的职能,起着辐射和濡化的作用,同时也调节和掌控着山西全省的民生指数与经济命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太原当然应为晋商的中心了,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太原与晋商的关系。因为在明清的五百多年间,晋商的发迹和经营是遍布在山西全省的,并不只局限在山西的某一个方位和地区。现在之所以会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一说晋商就是在山西晋中,这其实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怎么会造成这个认识误区呢?主要是因为晋中的几个晋商大院和相关的影视剧作品对大众起了广泛的宣舆作用。其实,在山西境内,不论是商贾,抑或是大院,各地都有不少,只是尚未被开发、利用和宣传,以致至今仍旧是“躲在深闺人未识”。正如《晋录》上所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清雍正年间的山西学政刘於义也说:“平 (阳)汾(州)为山右殷富之乡。”何以然呢?皆因“多以贸易为生。”其实,若以商籍而论,蒲州(今永济)的大盐商张氏和王氏,就曾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北五省的盐业生意;代州的冯忠、冯天录父子,就曾一度控制了江、浙两省的盐业经营;太原阳曲的王绳中于清道光年间,竟从北到南在全国开设了108处商铺;秀容(今忻州)的王廷相,光是用于向蒙、俄贩运茶叶的骆驼就有两万多峰;原平的辛步云不仅占据了广阔的蒙古市场,而且竟拥有员工3000余人,年贸易额多达1000万两白银以上;曲沃的烟草业及其产品不仅行销京城、蒙古和俄罗斯,而且光在京城开设的河东烟店就有500余家;襄陵(今襄汾)的制纸业十分发达,一度竟成为清廷印钞用纸的特许供应商;晋东南一带的丝绸、煤炭、皮货、药材等生产和销售也都一度十分火爆,径自成为驰名全国的优质产品。若以大院而论,像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那样规模和构制的大院,在山西的其它地方同样也有不少,并各呈气势、各具特点、各显风采,只是尚未被修葺和开发而已,一如老太原县(今晋源区)的秦家大院、阳曲县的青龙古镇、临县碛口镇西湾村的晋商院落、原平县上院村的辛家大院、万荣县闫景村的李家大院、阳城县的砥洎城故址建筑、清徐县大常镇的明清街区、迎泽区郝庄镇新沟村的刘家大院等,就都是。

此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晋商并不只局限在如今的晋中一带,而是遍及山西全省的,只不过各地的晋商在发生、发展和消亡的时间上存有一定的差异罢了。相对而言,晋中一带的晋商在明清这个历史空间中大都发迹较晚,且延续的时间又相对较长,其中有的一直到民国初年,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开始败落。这就为其财势、名声的延伸和建筑物得以较为完好地保存创造了有利条件。仔细考察起来,在明朝的277年中,晋中的十大商业家族基本上大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经商,只有灵石静升镇的王家、介休北辛武村的冀家、介休张原村的范家、榆次聂店村的王家才刚刚起步,开始做一点小本生意。就连后来财势很大的“三多堂”业主曹家,也是于1398年从太原迁至太谷北村之后,又过了221年,直至明朝快灭亡时才开始开了一间小豆腐坊。由此可见,晋中一带的巨商大都是发迹于清朝的中期,甚至是清朝的中后期。这是他们给世人留下较大影响和较深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们的故址宅院得以较好保存的重要条件。

其实,为了佐证晋商在山西全省的分布情况,用其缴纳税银的多少作为依凭,也是从中可见一斑的。以清朝雍正九年(1731年)的山西商税缴纳情况为例,大体上是:山西全省106个州县共征收商税白银12.3196万两,税额满2000两的州县只有35个。其中,超过2000两的州县有太平(今襄汾)、曲沃、绛州(今新绛)、长治、平遥、交城、阳曲、忻州、太原(今晋源区)、太谷等10个;超过3000两的州县有凤台(今晋城)、代州(今代县)、介休、汾阳、高平、榆次等6个。这16个州县所缴纳的商税,就已占到全省商税征收总额的47%。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到了清朝的中期,晋商在山西的分布也还是遍及全省各地的。

只有在这个事实基础上,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和更客观地认识和评议晋商与太原的关系,即首先是管辖与被管辖、领导与被领导、掌控与被掌控、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并由此而使太原自然而然地势必要成为晋商的枢纽与中心。

除了“省”的关系之外,其次才是“府”的关系。在明清的行省制度之下,太原是一个府,其所管辖的州县虽说在五百多年间屡有一些小的变化,但其基本轮廓还是相对比较清晰和定型的。大体情况是:明代时太原府直辖13县,领5州又7县。直辖的13县分别是: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所领的5州分别是:平定、忻州、代州、岢岚、保德;此5州所领的7县分别是:乐平县、定襄县、五台县、繁峙县、崞县、岚县、兴县等。清代的顺治、康熙时期,虽说太原府转归于冀宁道,但却仍旧沿用明制,领5州20县。及至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平定、忻州、代州、保德4州遂从太原府分出,升直隶州,并随其升治而割10县分属之。未久,兴县即由保德州返属太原府。又过了39年,到乾隆二十八年时,清源县并入徐沟县。这样,直至清末光绪朝时太原府的属地便变为1州并10县,即:岢岚州、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交城县、文水县、岚县和兴县。显然,在明清的544年中,即有520年太原府是管辖着5州20县的。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太原府志》所记载的时势变革与社会及经济内容都总能涵盖几乎半个山西的原因。即使是在清末的二三十年虽说太原府的版图小了一些,但也还是除了今天的太原市属地域之外,仍旧包括了今天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于晋中、吕梁、忻州、阳泉的一些县(市),如交城、文水、榆次、太谷、祁县、岢岚、岚县、兴县等。显然,从“府治”的意义上说,以上区划范围内的晋商,都自然归属太原所有。这也就是说,人们习惯性认知上的晋中晋商,实际上则正是太原府晋商的一部分。

至此,无论在“抚署”的意义上,抑或在“府治”的意义上。判定晋商与太原的关系都应当和必须坚持一个准则和尊重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太原自然、必然和必定是晋商的基地、源头与中心,并由此而形成和奠立了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社会职能与历史地位。

三、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历史定位

在整个明清时期,太原都是“抚署”和“府治”的所在地,这就从行政管理与政制依从的意义上确立了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历史地位。晋商既然是山西的商人,当然要受到山西抚署的节制与管辖;今之隶属于晋中、吕梁、阳泉和忻州的一些县、市,既然在明清时期属于太原府治下的地盘,当然就更要接受太原的行治与管调了。

这是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政制前提,也是太原在三晋大地上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正是由于具备了这个条件,太原才有可能、有必要和有责任对晋商的发生和发展起到辐聚与驱动的作用,才有条件、有机会和有能力成为晋商“走出去,闯天下”的政治基础与精神砥石。既然名为“晋商”,这本身就说明不管他走到哪里,身在何处,都是以山西作为根基、作为依托和作为大本营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尤为凸显了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既定地位与本能作用。“都”者,即一个具有辖治功能与特定地域的首府,或为一种以盛产某种东西而闻名的特色城市,也可以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以其资源优势、服务条件和辐射功能影响周边广大地区的大城市。“都”还赋有一定范围内的政权机关的表意。显然,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太原作为“晋商之都”,都是势在必得、毫无存疑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实际上太原也确乎起到了它作为“晋商之都”所应起和能起的重要作用。

首先,太原作为山西“抚署”所在地,客观上对全省晋商的正常发展和商业的健康运作发挥着辐射、护佑、引导和促进的作用。遍布山西全省各地的晋商,无疑都要受到国家和省署各种政策法规的调管。这些政策法规对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究竟是抑制,还是促进?关系至为重要。即便是国家对商业和商人制定的政策法规,省署也还是有一定的裁量权和督导权的。更何况作为一级政府,省署是完全可以根据本省的特点和需要而制定更为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性的相关政策法规的。事实上,在明清时期,晋商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除了时势之需和物融之利的因素外,相关政策法规所起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比如“开中法”的颁布实施、蒙汉互市的开放、边境驻军及其粮饷筹集政策的出台、东马市和西茶市的形成与设立、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准许私人资本参与国家对外进行商业采购、允许私人票号经办朝廷税银汇兑业务等。特别是在清朝的康、雍、乾时期,朝廷为了刺激生产发展,甚至还实行了一系列的商业减税政策,如废除明末各项加派、免征关税溢额、严格限制牙帖和杜绝牙行对商人的苛索、民间小额贸易可以不纳税、关米税一律予以蠲免等,这些政策法规不仅为行商、坐商和小贩创造了有利的经营环境,而且也为豪商和巨贾们进行跨省跨国贸易铺设了平坦道路。对于这些政策法规,山西省署不仅进行了认真的贯彻,而且进行了极具山西特点的创造性落实,遂使山西商人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方便和巨大的利润。遍布于山西各地的商人们,为了办理各类经营照证和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就不得不频频往返于太原,行驻于太原、周旋于太原,长此以往、久而久之,便对太原产生了浓重的心理依恋和强烈的生存依赖,遂使太原不但在理念上,而且在实际上;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就都成为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都”。

对于此,从太原的各级衙府之众、之全,便可以有所体悟。在清代,太原作为山西省省会、太原府府治,并兼以阳曲县为附郭。这样,就形成了三级衙门齐集太原一地的现象。当时的巡抚部院署,在府治东鼓楼北。提督学政署,在府治南。布政使司署、按察使司署、冀宁道署、阳曲县署及其下设的经历司、理问所、军需库、铸钱局、知事厅、司狱司、清军厅署、管粮理事厅署、僧纲司、道纪司等行政机构,一概俱全,应有尽有。另外,从各地在太原所建的会馆名目及其数量之繁多,也可略见青萍之末。本省各地驻太原的会馆,主要有定襄会馆、榆次会馆、平定会馆、大同会馆、忻县会馆、泽州会馆、蒲州会馆、代县会馆、河东会馆等,外省驻太原的会馆主要有浙、豫、粤、湘、川以及八旗会馆、越成会馆等。

其次,太原的区位优势,也极好地为晋商发挥了“都”的作用。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不仅是草原文化与关陇文化及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而且是江南与漠北的天然通道,而太原则又恰恰位于山西的中部,实为“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它都是枢纽中的枢纽、中心中的中心,其地缘方域之优,实堪为晋商所期盼的天赋之“都”。特别是自明朝初年开始沿北方边境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常年派重兵把守之后,太原的区位优势对晋商来说,就更为重要了。这九个军事重镇从东向西依次是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偏头、延绥、宁夏、固原和甘肃,此九镇中,在山西境内的虽说只有大同和偏头二处,但其它七镇由于是分置于大同和偏头的左右两翼,同山西的距离都不太远,这就为山西商人开拓商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九镇共驻军863000余人,配备军马342000余匹。这么庞大的队伍常年驻扎在边镇,军需供应自然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实行了“开中制度”,即鼓励商人就近为沿边军镇输入军粮和马料,政府据其数量发给商人相关凭证,商人拿着这被称为“仓钞”的凭证,便可以到官方指定的内地售盐处按一定比例、以优惠价格买到相应数量的盐,然后再将所得盐品按市价卖出,从中获利。山西不仅盛产粮,而且也盛产盐,离九镇的距离又近,这无疑是晋商发财的好机会。但山西商人做九镇生意,无论是粜粮和购盐,甚至是要把生意做到大东北、大西北,乃至蒙古和俄罗斯,都自然是要以太原作为根据地和中转站的,因为太原是中原的北大门,襟山带河,富庶多资,历来都堪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冲和经济重镇,这无疑又使太原从方域、地缘、交通、资供的意义上成为了晋商必须予以借重和依托的“都”。

第三,太原作为实力派晋商的萃聚之地,其本身的标识性和代表性作用也毋庸置疑地赋予了其以“都”的地位和影响力。按照明清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州县归属,山西最具实力、最有影响和兴盛时间延续最长的晋商,基本上十之八九都在当时的太原府。像晋源区西寨村的阎蹯楚以及另一个太原商人王全,就是明朝实行“开中制”之后第一批从中受惠的山西商人。他们以盐而商,积贮尤丰,遂成太原之望族;像晋源区的秦家,在全盛时期光是运送购销商品的车马队排起来就有五六里长;像清徐大常镇的秦肇庆,不仅把生意从太原做到了包头,而且在他的激励和扶助之下,方使祁县乔家的创业始祖乔贵发重振精神,与之共创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商业神话;像阳曲县青龙镇的王绳中,在道光年间不仅从南到北开设了上百处食品店、糖果店、杂货店、药材店等,而且一直把生意做到了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其用于运输的商业驼队竟拥有骆驼近千峰;像明清时期隶属于太原府的今之忻州的王廷相,自从通过向口外发运大蒜盈利之后,继而又学会蒙文和俄文,专与蒙、俄两国的客商做茶叶生意,其家资远远超过了祁县的乔家;像明清时期隶属太原府的今之原平市上院村的辛绪贵,在道光年间就已拥有上千峰骆驼和3000余名员工,据说把他家50两一枚的金元宝挨个排起来,一直可以从库伦(今乌兰巴托)铺到北京城;像清徐县大常镇的刘裕业,凭借其出色的经营方略而在乾隆年间当上皇商后,直把盐业生意做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许多地方,同时在山西他也几乎形成了盐商霸主的地位;像阳曲县黄寨的刘琨、刘映景父子,不仅在太原开设了百货店、粮店、钱庄、糕点店、布匹店和茶叶店等,而且还在榆次等地开设了多处商号和钱庄,以至于盈利日达斗金;像小店区刘家堡的王惠、王宪兄弟,既经商,又重义,所以他家的诸多商铺名号全部用“义”字打头,诸如“义和成”、“义合泉”、“义恒当”、“义和贞”、“聚义升”、“天义成”之类。王家既经营粮油加工酿造,又经营票号、钱庄和典当,极有商业头脑,也极富有经营策略;像清徐县徐沟西南坊的王启恩,举家在北京经营珠宝古玩、碑帖书画,先后竟达五六百年之久。鼎盛时,不仅商号遍及晋、冀、鲁、豫及东北诸省,而且还在老家徐沟开设了经营银号、典当、绸布、粮油、日杂和租赁等行业的商号十余个,盈利巨丰,财赀无数;像清徐县清源镇吴村的白树升,仅靠一头毛驴闯关东,居然闯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片商业天地,除了经营染坊、酒坊之外,还经营木材加工、日用百货、农副产品交易等,仅他一个人的商铺和店面,竟足足占了吉林省延吉市的一条大街,在当地的工商业界独占鳌头;像清徐县徐沟东南坊的张联辉,在河南的周口和项城经商多年,广涉钱庄、当铺、皮革、茶叶、粮油等行业,成为当地巨商,还被选为周口商会会长。除此之外,他还在老家徐沟东大街、东后街、东门外等处,开设了包括钱庄、典当行、杂货铺、木器店、骆驼店和酿造作坊在内的30多爿店铺,成为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贾;像另一个清徐商人时成德,他是东罗村人,16岁时便开始在奉天 “功成裕”杂货铺当学徒,为人机敏、谦恭、勤快,深得掌柜赏识。学成后自己开业,在从咸丰初年至光绪末年这段时间里,他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太原、太谷、清源等地开设了多处商铺和银号,使其财源骤增,成为晋商之翘楚,并以其宽仁厚德而深孚众望;像清徐县大常镇的常天枢,其在河南禹州以瓷兴业,深得巨惠。他所开设的瓷场,不仅规模大、分场多,而且产量大、品种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通过技术创新竟然烧制出了一种极具稀世珍宝——钧瓷——意象的新瓷器,其看似表面布满裂纹,而实则质地极为坚密而细腻,一举成为瓷中极品,被世人誉为“新钧瓷”,赢得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常家也因此而成为世富;像迎泽区郝庄镇新沟村的刘瑛、刘玳兄弟,既入仕,又经商,双双折桂。他们不仅在河南周口拥有半条街的商铺,建立了山西会馆,而且还在静乐县开有两处货栈,在太原开了名为 “永生号”、“资诚号”的两爿商铺,声望和信誉皆闻名遐迩,堪为芸芸晋商中的仕宦之家。其他像武而谦、王全、安茂林等诸多明清时期的太原巨商,也都是经商有道、创业有成,以其宏大的绩业和丰裕的财富而为作为“晋商之都”的太原提供了典范的例证,成为太原晋商的实力派代表人物。

显然,以上例举,还并未涉及明清时期隶属于太原府区划中的今之寿阳、祁县、文水、太谷、榆次、交城等大户晋商所相对比较集中的县(市),如果这些县(市)名噪天下的大牌晋商渠家、曹家、乔家、常家和榆次聂店的王家等都齐集于太原府的麾下,那么,太原作为“晋商之都”的商贾阵营和财富实力,天下还有谁处可比?谁人可敌?没有了,绝对没有了!仅此一端,即为太原作为“晋商之都”而形成了强势力量,构建了壮阔阵容,奠立了天下无处敢与之争雄的坚实基础。

另外,太原作为“晋商之都”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城制严整、城建恢宏,商业资源丰富,商业从业人员众多,店铺、市廛、街区之广、之繁、之大,均在全省名列前茅,其交易额和营业额咸可称冠。清代的太原城虽然规制承接前朝,但规模却比前朝更加宏大,总体为南北走向的长方形构制,城周24里,城墙3丈5尺,护城河深达3丈,共开有8座城门,按东南西北顺序依次为:宜春门、迎晖门、迎泽门、承恩门、阜城门、振武门、镇远门、拱极门等。与此八门相对应的城内主要街道也有8条,它们依次是:大东门街、小东门街、大南门街、新南门街、水西门街、旱西门街、大北门街、小北门街。在整个明清时期,太原的商贸和金融业都始终对全省起着引领和督导作用。一方面太原商人“走出去”,在两淮、江浙、福建、四川、安徽、云南、贵州、西北和东北诸省,经营盐、茶、粮、帛诸项生意;另一方面他们又“走回来”把外面的产品带到太原出售,使太原成为全省最大的物流中心和货赀集散地,从而形成店铺林立、市场繁荣、物品齐全、购销两旺的市贸景象与商业环境。早在明朝初年,粮食、棉花、铁器、烟草、瓷器、生丝、绸缎、棉布等230多种商品,就已在太原的市场上进入了流通领域。这些进入市场的商品,大体上可以分为13个大类,即:罗缎布绢丝棉、铜铁矿冶、日杂百货、文具纸张、巾帽衣饰、副业产品、干鲜水果、陶器制品、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医药器械、制糖业产品等。及至明末崇祯年间,太原商人居然把生意做到了海外,主营日本国的人参贩卖,同时大幅占领北京、蒙古和俄罗斯市场,频将家具、绸缎、布匹、器皿、药材、颜料、米面、烟丝、白酒、茶叶、木材、瓜果、盐和醋等商品运往北方市场,同时又将省外乃至海外的货物运抵太原出售,及至清朝光绪年间,太原商人首开美洲贸易,成为美孚公司在太原的惟一石油包销商。他们同时还从日本的大阪、名古屋等地采购回许多“洋货”,使太原市场充满时尚气息。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太原逐渐形成了许多商业街和老字号。像钟楼街、按司街、帽儿巷、柴市巷、柳巷、桥头街、大剪子巷、南市街、精营中横街、唱经楼街、开化市、五龙口、大南门、海子边、姑姑庵等,就都是当时的商业闹市。在这些商业街上,坐落着许许多多闻名遐迩的商业字号,像创办于清嘉庆年间的宁化府“益源庆”醋坊,创办于清道光年间的“大兴号”坊,创办于清光绪年间的“丰盛泉”油坊等,其它如:泰和号、广盛德、复聚兴、大隆祥等绸缎呢绒店铺;明华利、广裕兴、蔚泰昌、义和亨等津货业店铺;天福裕、长春楼、恒泰成、福盛长、天聚增等珠宝金饰店铺;大有丰、世和玉、公盛裕、天义长等粮油店铺;永和厚、桂香村、晋兴号、萃香村、双合成等糕点副食品店铺;恒隆源、三盛永、稻香村、宝林酱园等鲜货业店铺。与此同时,太原的饮食业、旅栈业、照相业、洗染业、典当业、票号、银行、保险业、理发和澡塘等服务业,也都随之而发达起来,并出现了正大饭店、晋隆饭店、林香斋、清和元、晋山饭店、晋瀛食堂、并州饭店、栖凤楼、宴华春、礼和饭庄、桃园春等特色浓、品牌亮、风味鲜、质量优的餐饮业名店,以及诸如老豆腐、丸子汤、醪糟、灌肠、脂油饼、烧麦、元宵、糖醋鲤鱼、头脑等太原名吃。这不仅增强了太原的商业力量、扩大了太原的商业域值,而且也炽化了太原市的亲和力,增强了太原市的吸引力,使太原的都市氛围更加美奂、浓郁而醇厚。当时的太原,有许多街巷都是因其所经营的商品而得名的,如:馒头巷、帽儿巷、酱园巷、靴巷、豆芽巷、柴市巷、麻市巷、西米市街、东米市街、估衣街、活牛市街、西羊市街、东羊市街、棉花巷、鸡鹅巷、麻绳巷、纸巷子、炒米巷、前铁匠巷、后铁匠巷、南北牛肉巷等。由此,足见当时太原的商贸之繁与市景之盛。

如此之都市景象、气宇、风格和品位,在山西乃是惟太原才有,非太原莫属啊!

晋商之都,舍它其谁?

四、“晋商之都”所秉具的优异资质与文化根脉

认真说来,在“都”的意义上,太原乃是早就具有这样的资质和根脉的。我们之所以要以明清两朝所经历的544年作为审定太原为“晋商之都”的时空范围,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形成的“晋商”概念,乃是惟为具指活跃在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及其经商的过程、方式、业绩和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所进行的创新、所凝结的文化和所形成的精神。而对于太原来说,其作为商“都”的缘起,则可以说是早而又早的。作为唐尧故地、战国名城、北魏陪都、大唐北都的太原,既然2500余年前董安于就在太原建起了晋阳城,那也就意味着从那个时期起太原就已出现了商人和商业活动,因为城市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消费者提供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周边地区形成物流的中心。更何况太原的北边有马,南边有盐,中间又盛产粮、棉、煤、铁,在太原形成物流中心本是自然而然的事。

事实也正是这样,作为战国时期货币的“晋阳布”的出土,便见证了太原商贸历史的久远。早在唐叔虞的时代,太原这方热土就已经成为人烟稠密、商贸辐聚的富庶繁茂之地。及至汉魏之交,太原商人王烈不仅擅贸娴商,远旅辽东,而且成为当地的豪商富贾。三国时期,太原属于曹魏的领地,鉴于太原的方域之要、交通之便和物产之殷,经鲜卑王请求曹操,遂允诺鲜卑人可以常来并州采买物品,与太原商人进行互市交易。鲜卑人不仅把太原作为他们卖马的基地,而且藉太原水草气候之宜而将之辟为他们为中原买主驯马的场所。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国家在晋阳设五炉铸钱,把太原作为国家铸币的基地,每年铸币多达3200余贯。同时,官家多有在太原城内建房筑屋者,以供各地往来于此的商人租住。五代时期,太原的商业街区已纵横交错,异常繁盛,“邑屋市肆交易”(《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极为灼炽。北宋时期,虽然太原城经历了一个从隳毁到重建的过程,但未久即复,商贸的繁盛一如既往,乃致大官僚夏竦“在并州使其仆贸易,积家财累钜万”(《宋史·夏竦传》)。及至元代,太原更是镇店林立,商贾云集,经济发达,市贸葳盛,物品琳琅,百业俱兴,乃致行至于此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深为惊奇和感慨,他说:“我们来到太原府城,沿途经过许多的城镇,皆极繁盛,有许多好看的大葡萄园,酒则贩运到契丹各处不产酒的地方。那里又有许多桑树,本地人民以此制出许多丝来。……城市中人烟极为稠密,路上常有成群的客商,所以人民皆互相亲爱。路上人多,是因为有许多货物在各城市间运转不息,城市里有定期集会的缘故。”(《马可·波罗游记》)。

这就是明清之前的太原商贸景象,这同时也就是作为“晋商之都”的历史状貌与先天条件。太原,正是在这个坚实基础和优渥条件之下充满自信地跨越历史的时空,大踏步地进入了它以商贸与金融为主业的辉煌时代——明清商贸黄金期,并以它的优异资质和卓越成就而被历史赋予了 “晋商之都”的谥誉、功能、绩效和地位。在当时,太原的商贸和金融业已经十分发达。除了众多的账局、票号、钱庄与典当业之外,其货殖范围已经广泛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计有茶业、盐业、油业、铜业、书业、鞋业、服饰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棉花业、颜料业、皮货业、木材业、铁货业、煤炭业、药材业、饮食业、旅栈业、洋货业、杂货业、纸张业、干鲜果品业、玉器古玩业、矿冶业、手工业、土产业等。与此同时,太原商人还通过长途贩运而设点经营西藏麝香、宁夏枸杞、高丽人参、日本生铜、武夷山岩茶、俄国稀有贵金属制品,以至产自英、法、意、西、葡等欧洲国家的时尚产品。

如此繁荣富庶的商埠,不但尽显太原晋商之财力、智慧和不懈的开拓进取精神,而且也为晋商之都平添了浓郁的商业气氛和炫目的时代光彩。

太原,正是在这种气氛和光彩的托举与照耀之下而实现了“晋商之都”的永恒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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