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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傅山文化 推进道德建设
——“傅山价值取向与当今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发言摘编
太原宣传网 2013-08-26 10:45  来源:太原日报

编者按5月26日,傅山学社在中华傅山园举行“傅山价值取向与当今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通过对傅山先生文化思想的进一步梳理,探求其对当代思想道德建设的借鉴意义,以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现将魏宗禹、降大任、傅珉三位先生的发言摘编,与读者共勉。

魏宗禹(山西大学教授):

傅山的人生价值观内涵十分专精,其中有两点很有意义。

一是傅山认为人生中,生命的尊贵、人性的自由解放,是最有价值的,因此追求自由思想,追求独立精神,是人生价值中最基本的取向。由此,他对古学中体现人生价值意义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与批判。如义利之辨、理欲之论和志功之说,是古代人生价值内涵的重要内容,代表了古学中价值哲学的主体思想。傅山应用他的新思维中的价值观进行了阐解。首先,他指出义利、理欲、志功之说,非为禁欲主义,而是包含着人欲天然合理之意,说明先民在其求生存、求发展中,所创立的人生价值观,就是为着追求美好生活的,而社会历史进步的标志,就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与提升。其次,傅山认为,后儒将财富及其参与创造者,与社会之贪欲膨胀、奢侈等腐朽不正之风等同视之,是一种误解。因为人生价值观的取向中,“兴利之事,须实有功,不徒以志为利于人也”,“生人之有为也,本以富生人”,“圣人之利人也,实为其人之生也”。古代“圣人”一类伟人,都是为着“富生人”即提高众生的物质、精神生活有大贡献的人,所以才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因此他主张改变汉儒“正其说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儒“正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观念,而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在正义、明道基础上,谋利并建功立业,这是一个人立于社会“有为”即实现其价值的表现。他又说,“不衣不食可也,不聆高论不可”,主张既追求物质生活,又追求精神生活。而正确的价值取向,只能是重道义和重功利的合理性结合,并从中求得人性解放与个性自由。

傅山的人生价值取向第二层意思,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傅山认为人之为人,非为独立于社会之外之人,而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成员,任何一个人在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均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治乱紧密相连着。以礼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民族精神,在傅山的思想理念中不仅根深蒂固,而且有着积极发展,因为傅山处于一个“易代之变”的特定之时,故更值得关注。这里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在明末清初,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他一直是置身于为国家分忧的行列之中。如在明末,他曾领导晋府生员百余人,在京师进行了合法的斗争,呼应了江南市民抗议压制市民经济的斗争,并上书言“中兴”王朝的大计,时被称为“义士”而闻名天下。又如在清初,他抵制清兵暴行,反对民族歧视与压迫,并与大河南北呼应,逼使新朝取消了圈地令与逃人法的残酷政策,他称自己是一名愿血沃中原的“壮士”,继承与发扬了独立的民族精神。在新朝一统后,他积极总结古学,创立新学,成为大河以北无人可比的大家,对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之传承,作出卓越的贡献,故史家称其为学坛之“名士”。傅山一生从义士、壮士到名士的历程,无不是在其热爱祖国,从自身做起的价值观信念指引下所创立的辉煌业绩。二是傅山在国变中,坚守凝结先哲智慧的“文脉”,“古学不可废”,而古学中根脉“礼经”不可弃。因为礼学蕴藏先祖创立的精神合理化内容,它使中华文化绵延发展五千年,而其中的制度论、中道论、民生论等基础性内容,都是构建新社会必不可少的积极因素。他在《礼解》一文中,提出“礼与世交相畏”的命题,期望未来之社会,应是礼制与现实在共存中,以相互统一为尚,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矛盾双方的辩证统一,礼是应以时世之变为用的。这样便可做到整体与个体在相对和谐中,有效地保持了社会形态的稳定,有效地保证了个人的自由生活条件。傅山还进一步提出“市井贱夫平治天下”的观念,改变以农为本的经济、政治形态,建立一个工商为基础的新社会。从傅山上述思想审视,由于他处于一个易代之际,他在坚持其维护传统国家、民族、社稷整体性价值观之同时,主张建立一个具有近代意义新国家体制。

傅山的人生价值观中,既包含着个人对社会应担当的使命,立德、立言、立功,又期待社会对个体的尊重,个体的相对自由。傅山的这些思想,成为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启蒙。他的“兴亡着意拼”、“生既须挚笃,死亦要精神”的人生观,便充分体现了其积极价值观中的伟大精神。

降大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傅山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其一生的价值取向,突出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仁、智、勇”三达德的丰富内涵,见之于日常履践,十分难能可贵。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傅山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于当今的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教育作用。

考察傅山传奇性的一生行履,傅山的价值取向,其亮点至少有这样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反抗民族压迫、专制暴政的大无畏精神。

傅山早期中期有报效明廷的忠君意识,这是不必讳言的。但他的抗暴精神内核,始终贯彻平民启蒙、人权平等的闪光思想。无论明廷的贪腐乱政,还是清廷的暴政和极权专制,他都坚决抗拒,不失为坚贞不屈的启蒙思想家,而且只要有可能,便付诸于实际行动。从武或从文,无非是因时制宜的不同策略手段而已。这种追求人权平等的大无畏精神,在当今构建法治社会过程中仍有借鉴意义。如今在国际上我们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西方霸权主义的威胁和挑战,我们必须坚决斗争,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在国内,我国正大力倡导建设法治社会,对那些作奸犯科的负面现象,固然不能采取以暴易暴手段以应对,却应依靠合法途径加以抵制和揭露,以维护社会正义和法制的威权。这应是正确继承傅山价值取向和精神、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二、关注民生,体恤弱势的人道主义情怀。

傅山认为市井贱夫可以平治天下,这在皇权专制的明清时代是石破天惊之语。傅山继承墨子的“兼爱”说,提出“爱众”的观点,他说:“我之于人,无彼此,皆爱。”“使尽爱天下之义,苟可以利天下,断腕可也,死可也!”他这种爱不是空谈,而是见诸行动。他晚年为穷民施医施药,“以医术活人”,“贵贱一视之”,正是他以“兴利之事,须实有功”理念的实践。

在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新时期,人们为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自豪。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自身仍存在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只有农村彻底摆脱贫困,弱势群体走出困境,过上幸福生活,达到共同富裕,中华复兴的中国梦才能真正化为现实。傅山的人道情怀理当为我们所尊尚学习,这不仅是救急的权宜之计,而且是所有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敢于冲决禁区,突破陈规的开拓创新勇气。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除旧布新的创新精神,在大变革的明清之际,傅山继承发扬了这种精神,在多种学术研究领域有所突破,被后人赞为“大河以北第一人”。傅山自幼深谙孔孟儒学,但对南宋以来的新儒学即理学却持批判态度。这种反奴性的精神在当时思想界可谓空谷足音,并世少比,傅山称得上是明末启蒙思想家中最勇敢、最具创新思想的一员猛将和杰出代表。

傅山的创新精神有多方面的体现,值得今人深入挖掘研究,以资借鉴。在当今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时代,创意产业备受青睐,符合时代的要求,尤其需要发扬创新精神。这是中华复兴事业不可或缺的不竭动力,继承傅山的这种精神和勇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四、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宽容气度。学术界有一共识,即学术自由对社会文明进步十分重要,但宽容较之自由更为重要。宽容就是对不同意见要能宽厚容忍,也就是“我坚决不同意你的意见,但坚决维护你的发言权。”傅山说自己“好学无常家”,“古学不可废”,“异端辞不得”。他奉行“餐采说”,就是博采众家之说精华,熔铸为一家之言。泰山不辞壤土,江河不择细流。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宽容精神,傅山才能成为博大精深、卓有建树的学者,成为明清之际的文化巨人。

上述傅山四方面的人生价值取向,作为可贵的精神遗产,对当今的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继承的丰富材料。道德建设不能凭空构筑,必得凭借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对傅山上述精华的研究和吸取尤为重要。对传统道德内涵要随时代要求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如古代对帝王之忠即愚忠,孝也有愚孝。今天愚忠愚孝就不能提倡,改换其内涵应是对人民的忠,对长者人格平等、相互关爱的孝了。傅山生活在明清之际,有其历史局限性,要正确继承傅山的价值取向,就要从当今时代要求出发,对其本质内涵加以辩证地扬弃,也即创造性地转化。所以,我们主张的继承应该是“实践扬弃论”,通过实践的过滤和选择,取其精华,改造内涵,在生活中见之于践行,而不是概念上的抽象继承。要真正把傅山的文化精华拿来为今所用,以利于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

傅珉(傅山后裔、北京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老干局处长):

先贤傅山离世300多年,在其身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傅山的形象永存于人心,傅山精神更是以旺盛的生命力一直活在历史的进程中,活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不同角色的诸多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当中,发挥着顺应时代需求的作用和影响。

傅山先生逝世200多年后,清王朝几近衰亡,社会面临重大变革,改革思潮风起云涌。梁启超、张之洞、龚自珍、章太炎等一大批思想家重温先生的思想主张,从不同角度对先生作出深刻而独到的解读。

梁启超将傅山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清初四位大师,极力推崇,认为他们是推动清代晚期理论思维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清末维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是山西闻喜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杨深秀39岁时,在《傅青主男科》刻本上写下4000字评注,体现了他对傅青主先生全面而高度的评价。在写下这些评注的第二年,杨深秀便进京投入维新变革活动。青主先生当年率众进京为恩师袁继咸辩诬而“义闻天下”的壮举,以及他冲破思想禁锢,崇尚自由精神的真知灼见,无疑对杨深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进入民国,傅山先生依然显现着影响时代的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30年代,曾出现傅山研究热,周作人、孔祥熙、阎锡山都极为推崇傅山。

周作人在他的《风雨谈》这本散文集里,有8篇文章提到傅山。《关于傅青主》一文的结尾是:“我们读全谢山所著《事略》,见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学鸿词的征召,真令人肃然起敬。古人云,姜桂之性老而愈辣,傅先生足以当之矣。文章思想亦正如其人,但其辣处实实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与后世只是口头会说恶辣话的人不同,此一层极重要,盖相似的辣中亦自有奴辣与胡辣存在也。”周作人还说:“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

1938年,孔祥熙出版《山西名贤辑要》,其中有他写的《傅山》一文。当时日寇铁蹄正践踏我大好河山,救国图存成了天下头等大事,傅山的精神气节越发显示出巨大的感召力量。他在文末所发的感慨“吾悲世变,吾益景仰先生”,催人警醒,发人深省!

阎锡山景仰傅山先生,1917年主持修建傅公祠,发扬先生的精神思想,推崇先生的道德文章。

民国年间的傅斯年有着与先贤族亲傅山先生一样的风骨情操。傅山先生曾怀着亡国之痛撰写《傅史》,将历史上95位傅氏名人,一一加以评说。1946年至1948年,傅斯年担任傅氏合纂通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晋人傅作义为主任委员),以其史界权威的资格和社会声望统领傅氏修谱。当年青主先生选择傅氏英才入史的价值标准(“忠孝节义,经术文章,功名智勇,载籍备之矣。”)全然为傅斯年所承继。傅斯年“对历史人物的推崇或贬斥,主要以其人的节操如何为标准。他对具有气节的人,尤其是抵御外侮、为国捐躯的烈士,常致无上的景仰;对于汉奸贰臣,则诛伐不遗余力。”(傅乐成语)

20世纪中叶,郑振铎、张岱年、侯外庐、冯友兰、郭象升、陈监先、张颔等一批著名学者,对傅山先生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给了更多后学以启迪和鼓舞,一批优秀学人脱颖而出。

1970年,台湾学者方闻出版《傅青主先生大传》。作者在弁言中说:“余为晋人,习闻先贤事迹,谨先分章列述,以成《傅青主先生大传》,复以事系年,制成《傅青主先生年谱》,合订成册。”

傅山先生巨大而不朽影响力,在于他的高尚人格和历史作为。《易经·说卦》

有言:“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傅山先生体恤众生,具有高尚而不屈的风骨和气节,正体现了仁者爱人,舍生取义的风范。先生一生为人朴厚,行为端方。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他“不受私弊,光明洞达”,这种伟大的人格魅力建立在他对人生价值的执着追求上。这种追求在今天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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